近期，河南发生的健康码滥用事件引发了民众的高度关注。几家村镇银行的线上储户反映，他们在赴郑州后被赋予了红码，健康码的状态异常，尽管他们来自低风险地区且健康码原本正常。这一事件引发了公众对于健康码使用方式的质疑和担忧。
在数字化时代，健康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作为一个电子通行证，它具有极强的监控力和强制性。在此次事件中，健康码的使用似乎超越了其原有的功能范畴。按照相关防疫规定，红码持有者必须报备并禁止外出。而被赋红码的储户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限制行动，甚至被带到隔离点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，更是关乎每个人的人身权利的问题。
在疫情背景下，健康码的应用有其存在的正当性。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对滥用健康码的警惕。这次事件中涉及的储户被赋予红码，实际上是对人身自由的限制。民众对此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可能的过度防疫或滥用权力，更核心的是对大数据背景下行政权力如何不被滥用的担忧。当掌握大量个人信息并借助大数据手段时，很容易侵犯特定人群的权利。我们需要关注大数据技术的使用与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问题。在此背景下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等法规显得尤为重要。但在现实操作中，滥用行为仍时有发生。储户红码事件仅仅是其中的一例，反映了我国在数字化社会治理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。对此，我们需要加强监管和问责机制的建设，确保权力的行使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。民众对类似事件的期待是过程能够在正确的和法治轨道上顺利前行。最终目标是确保健康码不会因私利扭曲而危及全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。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大数据时代进行社会治理的新课题，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并采取行动。
